韩晋萍：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司法认定

接着，林安梧教授表明讲此题目的缘由和必要性。

例如，上文提到的庄子的濠上观鱼，王阳明的南镇观花，皆是这样的活动。若仁则固一，一所以为仁。

以这种方式看世界，并不呈现世界之真相，而是呈现世界之所从来的机缘或渊源。只有这样，心才能如实的反映生活，才能与生活紧紧相连。前者是惠子之所问，后者是庄子之所答。当人与之照面，仁心发露，便会因其丰茂、活泼而喜，枯萎、惨死而悲，从而养护它们，使之欣欣向荣，不至灭绝。以对象化的方式看世界，则世界便显现为万物并存的殊相境。

进入专题： 心灵哲学 宋明儒学 。在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并非都是令人愉悦的，也有很多是令人痛苦的。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64—84页。

后来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补正，其中，尤其是吴毓江的《墨子校注》(1944)在搜集版本方面收获颇丰。西晋鲁胜注《墨经》，今仅存其序。⑥持此观点者颇多，参见梁启超：《〈墨经通解〉序》，《墨子学案》附录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85页。应该说，前者为各门中国传统学问研究的共识，后者所言社会文化语境主要包括影响文本生成的社会文化事件和作者所使用的本土概念、方法和学说等(35)，该概念需要根据具体文本进一步澄清。

《墨经》研究应该以文本为基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结合《墨子》和相近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本土解释。(15)除上所述，20世纪中叶以来还有大批著述研究《墨经》中的各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例如：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1954-1955年连载于《光明日报》，1980年结集出版)、葛瑞汉《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1978)、陈孟麟《墨辩逻辑学》(1979初版，1983修订)、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杨向奎《墨经数理逻辑》(1993)、周云之《墨经校注今译研究——墨经逻辑学》(1993)、梅荣照《墨经数理》(2003)等。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第七章《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前揭书，第266—401页。实际上，从一个多世纪的《墨经》研究情况看，对于如何理解《墨经》，最为重要的是引说就经、旁行、牒字等体例的发现，而非光学、力学、逻辑学等学科知识的发掘。梁启超就意识到这种困难，一方面指出此经因传写之值乱及讹谬太甚，若拘拘焉望文生义，则必有‘举烛尚明‘孝经八十宗之失，故宜以大胆运锐眼，力求本来面目于今本行墨之外，另一方面又强调稍掉以轻心，则指鹿为马，移张冠李，厚诬作者，治丝益棼(28)。A.C.Graham,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8,pp.70-71. ⑦[清]邹伯奇：《学计一得》，《邹徵君遗书》，戴念祖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物理卷》第一分册，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12页。

《经下》次序错无可理，乃以类为次，关于言辩学者得半，置于上列。1897年，他致信梁启超：尝谓《墨经》……为周名家言之宗。(22)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34)鞠实儿、张一杰：《中国古代算学史研究新途径——以刘徽割圆术本土化研究为例》，《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6期，第26页。

(18)如果说《墨经》研究旨在面向现代、古为今用，那么将准确理解的近现代学术恰当地用于《墨经》研究，有其合理之处。回到本文所讨论的分科治墨方法，虽然我们难以在先秦时期找到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但这并不表示先秦时人就没有对学问进行分类。

以《经上》第一条故为例，其说文中的体端等术语在《墨经》其他条目中皆有论述，如第二条为体，并举尺之端为证，第七条为仁，体爱也，还有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墨子·经上》)、端：是无同也(《墨子·经说上》)、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内(《墨子·经说上》)等。作为校释《墨子》的集大成之作，孙诒让的《墨子閒诂》(1895年初本，1910年定本)在注释《墨经》时，援引了邹伯奇、陈澧等人的见解，也采用西方科学知识解读《墨经》，此外还注意到《墨经》的逻辑学说。

例如，伍非百将《经上》主旨视为正名，依次分为散名和专名两编。综上，近现代《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基于来自西方的学科分类观念进行分科研究。陈澧引用《几何原本》《海岛算经》和《九章筭术》刘徽注等文献解读《墨经》算法。在他看来，广义《墨经》为墨子用教高材生者(13)，因此这六篇文献(尤其是《墨经》)是其论证墨家教育类学科的核心文献。虽然校改文字的原因繁多，但基于来自西方的光学知识理解《墨经》条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谭戒甫在校改时常引光学理论为据，校改原文的理由在于与今光学理不合(33)。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637—641页。

宜合诸家，重为考辨，定所弃取，纂为集注。(24)参见杨宽：《墨经哲学》，《杨宽古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5—650页。

分科研究将部分文本(如光学类条目)从其所隶属的整体文本(如《墨经》或《墨子》)抽取出来，在研究时可能导致研究者只集中处理相关内容的条目，而忽略这些条目的上下文、这些条目与其他条目之间的关联以及《墨经》条目与其他《墨子》篇章的联系，进而脱离整体文本语境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主要依靠现代学科知识进行理解与评价，从而容易出现任意比附的情况。(39)参见何杨：《论证实践与中国逻辑史研究》，《逻辑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51页。

⑤时至今日，《墨经》诸多条目的解释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2) 可见，梁启超、胡适均已注意到《墨经》所含的各种学科知识。

分科研究促进了近现代的墨学复兴，便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清末，因受西学影响，不少学者尝试从数学、力学、光学、逻辑学等学科视角，对《墨经》中的相关条目展开研究，进而开启了分科解读《墨经》的研究范式，影响至今④。这是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一种努力。张永春：《清代墨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

综上，采用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研究《墨经》固然有助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的基本内容，但从对文本固有含义的理解看，该方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其后，张纯一《墨学分科》(1923)明确采用分科治学的方法整理《墨子》。

例如，陈癸淼说：墨辩各条之次序均无义理上及文理上之连贯性。其三，《墨经》所讨论的术语与话题也为相近时代所共同讨论，如故、类、知、辩、仁、义、礼、信、忠、孝、名实、同异、坚白、无厚等皆为战国诸子所讨论，因此，有必要结合这些相近时代的文献予以研究。

由于《墨经》的作者及其所处时代并无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术分科观念，更不会依照近现代学科观念来编排诸条目，因此，如果根据后出、外来的学术分科观念来审视《墨经》，并且未能证明这些学科与《墨经》学说是同类性质的学问，那么《墨经》的文本顺序难免打乱、文字难免篡改、文义难免附会。本文拟对这种分科治墨的研究方法予以考察，进而探究《墨经》研究的合理方法，以推动墨学的进一步发展。

(17)孙中原亦言：本书的分类，只是为了便利读者在理解时，更容易同现代和西方的知识系统接轨。由诸多研究成果看，该方法的确促进了墨学(尤其是《墨经》)的复兴。此外，沈有鼎所言《墨经》为广义《墨经》。(21)谭戒甫说：《墨经》各条的意义原有一些是前后连贯的，尤其特殊的如光学八条就是顺序排列着。

分科研究使得曾经几不可读的《墨经》获得丰富的诠释，促进了近现代中国的墨学复兴。此外，胡适还例举了《墨经》中有关算学、形学、光学、力学、心理学、人生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内容的条目。

以下，拟结合该本土化研究程式谈谈《墨经》的研究方法。后来，梁启超借鉴胡适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了《墨子学案》(1921)和《墨经校释》(1922)。

虽然影响《墨经》原文理解的因素很多，但研究方法至关重要。‘一小而易，一大而正数语)等知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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